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梵净山佛教之兴衰

  • 发布时间:2017-08-23 10:30: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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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作者:肖忠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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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

据有关资料记载,东汉时梵净山已初步开发,时称“三山谷北魏郦道元所撰的《水经注》中称作“山牾山。后改为梵净山,当地俗称新金顶为饭甑山,《黔南识略》中说:梵净山,山形上大下小,若釜甑然,相沿讹称,亦非无自梵净二字,系佛家惮语,非象形化命名。最早流入佛派为净土宗和临济宗。梵净山多以釜顶作为中心标志,按《安化大堂碑记》载:“梵净山广袤千里,绵延数百、向为佛圣禅居

梵净山的佛教由来已久,就以明万历由李皇后所倡重建的金顶为例,从都司道到布政司,各级协调,曾经“灵驰于两京,倾动于十三布政,劳旌于抚按,频顾于道府,明初赐钦命僧妙玄重建金顶正殿,在险峻的金顶山左右各建一殿,中修一桥,突出了佛文化接于天地之间的内涵。左为弥勒殿,右为释迦殿。清代印江诗人廖云鹏形容这条佛道为“金刀劈破佛分殿,铁索牵扶人上天。记的就是弥勒释迦二殿的地理位置。金顶峰,在明代以前亦建有寺庙,明初不知是第几次重建,而并非始建。屠隍故称此山为“金鼎,远看和近看都形若一宝鼎耸于老山与凤凰山交界的脊梁上。佛家用以佛梯铁索攀援,越险道得以真经,以此而命名的“万卷书”“晒经台”“拜佛台”“接引佛等,出神入画,卢列深山,定位佛家地域标志,让其佛文化传之久远。

梵净山香火旺盛,除僧尼众多外,另有梵净山周边山民虔诚信佛,使部分庙宇得以维修,古刹名胜得以恢复。至清乾隆时期梵净山数万亩风水宝地,已为寺庙所控制,就以明万历间所赐封的皇庵天庆寺为例,经过不断购置,不断扩大,到乾隆年间仅天庆寺就有庙地超过二万亩,除原始森林不能耕种外,可耕地每年收佃租大豆都有数百担,在赐封的皇庵和名脚庵中,当地群众至今还记得世代流传的顺口溜:“天庆寺的豆子,护国寺的点子,承恩寺的银子,坝梅寺的谷子,太平寺的女子。

(二)

明神宗万历帝是个荒淫无度、不问国事的皇帝,追求糜烂生活,他想在死后继续过皇帝生活,在世时拼命营造自己的坟墓,历时六年,花银八百余万两,相当于当时两年的财政收入。万历后期,中原一带连年天灾,人民生活不堪忍受,万历帝不是去寻找治国之路,而是“遍访仙迹,广树宇栋。为修庙建寺其母李皇后更是挥金无度。明万历四十六年(公元1618年)李皇后、偕李芝彦等皇宝要员若干人为重修梵净山古刹题写碑序,共一千三百余字,现存于梵净山金顶脚下。

通过这次宫廷倡修,皇室参与,除金顶古庙得以恢复外,还新建了承恩寺、九皇殿。自此,梵净山地区所属各庙香火日渐旺盛,持续达二百年之久。

保持旺盛朝睹,山内外安定达二百余年以后的清咸丰五年(公元1855年),梵净山暴发了一场以反官府赋税为核心的农民反抗武装斗争。清光绪二十二年撰刻的《梵净山碑记》中载有“咸丰五年,赵逆作乱、据山以叛,尽将庙宇烧毁,遂至片瓦无存,自此香灯冷落,人烟寂寞此时被毁的梵净山庙宇,并非田瑞龙义军所为,而系清军在清剿义军时,为捣毁义军据点,大部分庙宇被清军所毁,西部钟灵寺以上庙宇已荡然无存。

正当梵净山佛事稍加平静,部分庙宇得以恢复的时候,清光绪元年(公元1875年)三月,又有刘盛所率的太平军一支残部,从岑巩县的马鞍山退至梵净山。初来之际,这支不足六十人的队伍,尚能顾及当地僧民利益,“不劫民财,不掳民妇,昼伏夜出数十里打大户,星夜而归。得到当地僧民拥护,使队伍得到逐步扩大,已发展到三百余人。后因人多,给养不足,加之义军内部分歧,惰性者日渐增多,主帅刘盛残废,最后这支军队堕落成不得人心,众目所指,人人摒弃的孤军,烧杀劫掳,民愤极大。光绪六年六月被清军剿灭。自清光绪八年(1882年)在梵净山西部半山的护国寺附近,设立护国营署,建立都司衙门,环山设八汛,配备汛兵二百余名实施保山护庙,至中华民国三年(1914年)裁撤。

最后一次规模比较大的毁庙并非刘盛活动期间,多数庙宇是在清剿之时,多因彼此争夺据点而烧毁了大量的庙宇。

上溯梵净山地区的庙宇,到底可知的有多少?根据现存庙址文物碑记记载,对此,笔者又在梵净山地区进行过详细了解,其庙宇仅分布于山体西北部的就有大小庙宇50余座。

宋元时期的庙宇经过后世整修,朝观者经久不衰。据《元史释道》记载:“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者,无所不用其至(引自《元史》202卷)。当时,元朝统治者为了实现中国的统一,顺应幅员辽阔。风俗各异,信仰有别,对各地各族的宗教信仰,一律实行保护政策。

到明代,僧侣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,深知皇室尊教的弊端,对教会进行了全面的整治,指出“弥勒佛,白莲社,白云宗等会,一应左道乱正之术。或隐藏图像,烧香集众,夜聚晓散,佯修善事,煽惑人民。(引自《大明律、礼律》、明初制定的法律规定,首先是禁止用信教形式集社、集会,或进行政治性煽惑宣传。《明律》中有严格管理制度约束僧尼的行为,还对僧尼的名额加以限制,“凡僧道,府不得过四十人,州不得过三十人,县不得过二十人,男年非四十以上,女年非五十以上者,不得出家。(引自《明史》第74卷)。寺庙殿堂人员一旦限额,规定四十岁以下的男女僧尼一律反俗。

这一时期梵净山的僧尼在全国锐减的形势下反而增加,其原因是:梵净山向为五属之地,在其山体范围内,明代初期主要受思州宣慰司和思南宣慰司统领,以下有思邛江长官司、朗溪蛮夷长官司、提溪司、省溪司、乌罗司、平头司,这些县级长官司直接管理。在宋元时期,这里的土地,庙产已成固定格局。当时以州、府、县、司划定的僧人名额,梵净山作为佛教开发领域的地盘较大,缺员较多,基本上不得裁减。其二是:梵净山系西南边陲,中原一带的僧侣,借裁减之机大量涌入。其三是:当时的梵净山就具有相当数量的庙宇的规模,依庙定员增加了大量数额。当时的统治阶级对偏僻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宗教政策有所区别,目的是为了以宗教文化的交流来扩大经济交流,促进繁荣。按当时的法律规定,未“改土归流和未设县份的地区不得参与科举 考试,但对于僧侣又有特殊的优惠政策,经济上承认宗教徒的某些特权,比如豁免差役、赋税,给予适当的固定土地等。政治上准予僧侣进入科场,通过考试宗教经典来获得度牒(一种相当于六品的官职),入选者称作二司官,编入户部编制。这一时期的梵净山僧侣文化素质相对较高,经书也较齐全,建庙选点也很考究,是梵净山佛教的兴盛时期。

梵净山的古庙群为什么多分布于西北部,因为东南面多隘,林深、坡陡,险不可攀,香客无路可上,登山朝拜者多取道于西北上山,西北部路道平坦,景点众多,适宜老幼登山。庙宇林立,一路幽香萦绕。

明末清初梵净山地区各种教会不断兴起,同时也有部分佛教徒加入,其中灯花教势力最大,清道光至咸同年间,大批的灯花教徒加入红巾军、白巾军,拉起反清大旗,举行起义,声势浩大,席卷湘鄂川黔滇数省,震憾和动摇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,因而清王朝除对这些教会严加限制以外,对参与起义的教徒加以残酷镇压,与其相反,佛教势力得到了相应的发展。据《黔南会灯录》记载:“黔居边鄙,佛法罕闻、明末寇乱、四方禅侣咸避此地乞食于间,或着衣持钵,不坠家风,或挂板悬锤、洪宣法教。教徒在那兵荒马乱年代,铤而走险完全出于无奈。在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中阐述了同一问题:明季黔南传灯之盛。因知有原因:一、佛教复兴;二、中原丧乱也,二因缺一不能成其盛。”

印江地区参与灯花教活动最盛者是在梵净山西北部的朗溪、合水、木黄一带,传教士系湖南镇竿的刘白毛、刘义顺是总头领,因为灯花教徒从一般活动到军事活动,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梵净山地区各寺庙中佛教徒的佛事活动,住庙和尚日渐减少,致使香客不敢进山,造成部分庙宇凋零冷落,由复兴又变成衰落,到民国初年香火才有所恢复。

(三)

另外,梵净山周边各州府县及长官司居民,无论是汉族、苗族或土家族,均受佛教文化影响较深,除部分佛教徒外,民间的宗教信仰都以佛教为主,民间信佛已成为约定俗成的习俗,成为世代相传的传统信仰,主要体现在下列诸方面:

一,民间均有教育子孙后代要以“为本,以为根。黔东或黔东北地区普遍时兴民间“吃素,表示对佛教的信仰,便成为民间信佛的一种简单方式。吃素形式分长素、短素、季节素、重大节日素等。所谓吃长素,即一年四季不沾浑食,不吃动物油、不吃禽类、蛋类、水产类,表示为佛家弟子中的不杀生。短素者,每月初一、十一、二十一不沾浑食;季节素者每逢二月、六月、九月不沾浑,时日素者,即每逢过年过节不沾浑食。

二,梵净山周边均有赶庙会作为佛家传统节日民间赶庙会,除了信奉者外,佛教文化的渗透多数情况是通过庙会形式进行的,有的已引伸为感情交流形式,未婚青年婚恋时节,多以对歌、对诗、对联、猜谜考试对方,以择定对方聪明程度、家境情况、忠孝仁义,为人是否慈善。另外在确立关系之后,又付之神灵保佑,对神发誓,对佛焚香许愿,立下海誓山盟,以促成婚恋稳固性。

三,民意信奉方面,除信奉古代佛神外,对于那些他们觉得可以称神的人也加以崇拜敬奉。将想象人物塑像供奉在家中加以朝拜,如印江民间广为崇拜元代湖广军民总管李显忠、郑刚忠,在一些地方称为总管菩萨,立庙立寺供奉。对于强宗大姓中的旺族将其入黔始祖划入佛教徒行列,如飞山庙,就是为纪念杨氏入黔始祖杨再思即杨飞山所建的。张恢庙,是张氏族人为纪念张氏入黔始祖张恢所建,在黔东北梵净山地区还有为严罗唐冉四大姓入黔始祖所立之庙称为“四官庙,所供奉的四个神像称为四官菩萨等。

四,民间挂牌信佛和弘扬佛教文化的如:在民间正堂之外悬挂大匾或用石灰粉成夹墙上书“积善堂”“积善之家”“慈善厅”“积德之家等。

五、民间自立神位,诸如米神婆婆、月亮菩萨、太阳菩萨、火闪菩萨、雷神菩萨、灶神菩萨、土地菩萨、五谷神、梓神菩萨、打路神、48凶神、36恶煞等,有的供奉家中正堂,有的在村边立一小庙。梵净山地区土地庙特别多,梵净山北麓的平楼田一个村寨就有8个土地庙之多,梵净山中周围边村寨共有土地庙近500个。

受梵净山佛教文化影响,联通了外界文明,以儒家经典兴办儒学,参与科场和社会活动,自明代中期准许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学子进入科场后,当时就有肖重望、田西鹿、李同野、敖中庆在京城号称“西台四杰的大文人,左佥都御史肖重望疏奏在贵州印江、安化设县学,增加教育经费,在明清两代印江出了数以百计的举人、进士、翰林,还受朝廷要员修练梵净山的影响。这些要员中有明代的李皇后、李芝彦、谢国梗,清代的深持、吴秋庄、梅西林、隆参等,山中陆续出现了各类文武双全的人才,有明代骠骑将杨茂春,都府把总肖明嗣,民国时期的国大代表田嗣贞、朱仲衡,其他军事人才田惟康、田惟龙、罗大车、罗大保、廖云鹏、苏世梅等在梵净山建功立业。当代大文学家思基也是梵净山南麓腹地人。各类文武人才的崛起,为梵净山佛教文化的兴起和提高佛教文化品位奠定了基础。